台湾曾有的改革阵痛

亚洲国家现在分成几个档次,第一档次是类发达经济体,列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第二类是次级发达经济体,比如台湾。第三类是中等经济体,如中国,马来,越南,菲律宾等南亚国家。最后是落后经济体,印度,印尼等。其中中国和印度发展较不均衡,国家比较大,有些区域已经是次级发达经济体水平,有些地区还停留在落后经济体水平。

对于第一档次,我认为主要是占了美国或者西方的光。二战导致日本宪政的完全改革,而朝鲜战争有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韩国。亚洲国家中,这两个国家是遥遥领先,成功摆脱所谓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的,或者说是转型成功的。这里的转型,无非是从亚洲的低劳动力代工模式转变成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两个国家能够成功转变,与其宪政制度的改革成功是密不可分的。而新加坡有点特殊,其虽然也跻身第一档,但其政治制度我认为是非常落后的,李家基本就是皇帝,只不过建国几十年,开国皇帝和皇太子还比较英明,但几千年的历史早已经证明,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另外,日本韩国的电子产业都非常发达,足以和西方媲美。而新加坡有什么?之前还有creative,seagate,现在都没有了。为了GDP,要建赌场,而且只允许外国人进取赌。这个模式只是一个旅游区的模式,吸引周围的有钱人来消费消费,长久不了。就好比一个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优势,早晚出事。这个之前谢国忠就讲过,新加坡的发展,其实是靠洗钱的。(这个也是他被史坦利layoff的原因)。

台湾有点特殊,他遇到了好时候。当年的四小龙活了一把,靠代工赚了点钱,靠蒋经国的英明,政治改革了一把。30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台湾,有什么?台积电?富士康?还是代工嘛,不过高级了点。之前代工衣服,现在代工半导体,电子产品。换汤不换药。另外,台湾遇到大陆后来改革开放,也是运气。要是没有这个,说不定还在第三档次。台湾转型成功了吗?我觉得未必,中国要学,还是要学日本、韩国。

 

以下为转载

—————————

第一次听到中国面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时,吓了一跳,台湾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接近目前大陆的两倍)时,才开始面临这个问题,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瑟罗(Lester C. Thurow)忠告台湾说,“要赶上先进国家,台湾只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不过这三分之一是最容易的路,接下来三分之二才是最难走的路,各种制度都必须大幅改革。”

当时台湾初临民主,各种政治经济制度也亟待改革,是一个解构、再建构的过程。

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到底需不需要民主化(不管是基层民主、党内民主还是广泛的民主进程),尤其对中国这个复杂、庞大的国家来说,会是棘手难题。而民主后,是否能带来经济成长,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结果,例如台湾和新加坡的结果就不同。但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才必须加速改革,也要逐步实施民主,避免动乱,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台湾以“做大蛋糕”的方式,利用20世纪80-90年代的时机,发展信息业、科技业,带动经济大幅增长,再利用民主化的动力解除特权,为竞争创造条件,例如台湾交通现今四通八达,有多种选择,就是因为开放竞争(面积小也是原因之一)。以往铁路、公路、航空都是政府或国有企业独占,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戒严令解除后,快速步上民主之路,航空及陆地交通开放多家民营企业竞争,竞争不过的政府单位及国有企业就必须退场。五年前又有高铁加入,台北到高雄只行一个半小时,引领风骚,使岛内航空几乎都被迫停飞。负责原有铁路营运的台湾铁路公司必须自找出路,例如短程运输或怀旧之旅。

民主化也使人民能够监督政府,消除贪腐,加强政府效率,并从政府得到稳定的服务,例如到台北区公所办事,你可以期待,一定有义工在那里招呼,也会端杯水。办事人员更会明确地告诉你,是否办得到,何时可取件。

但民主化并没有给台湾带来经济冲天发展的契机,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0美元后,就陷入低增长,甚至陈水扁上任第一年,因为政治不稳定,“核四厂”停工,经济倒退6%。20年过去,到去年人均GDP才刚达到两万美元,股票加权指数十五年来,还没有恢复到巅峰期的一万点。

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产生后,由于利益团体竞逐,取代整体利益。民众对经济发展为先还是环境保护为先,无法取得共识,例如台湾计划兴建的“国光石化”(上游产业、负责轻油裂解及生产乙烯),经过十年而未果,中小型石化企业只有纷纷到大陆、美国及新加坡去设厂。

台湾的贪腐现象,在民主化后只取得了有限度的改善,例如“国际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台湾排名第32位(大陆第75位,香港第12位),而台湾贪腐最严重的群体却正是民主的产物――立法委员及地方民意代表。

与台湾相比,新加坡则是另一面镜子。新加坡一直是一党独大,实施不完全民主,但它经济发展制度合理,政府善于规划,例如新加坡已勾勒出未来四十年到五十年的发展远景,要把新加坡每一寸土地建成生活、工作、休闲的好地方,要增加人口到630万,又例如在赌场兴建前,就已制定各种条款,限制本国人进入的次数及需要的担保,既能赚到外国人的钱,又除去危害本地治安的风险因子。这些措施带动旅游业的兴盛,新加坡2010年经济增长率14%,近五年瑞士的国家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有三年获得第一名。

新加坡尤其以整治贪官污吏著称。“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清廉国家,新加坡名列前茅(2011年第四名),接近北欧芬兰、丹麦等国。反贪成为一种习惯、风气、文化。踏进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展览室,一张张照片映入眼帘,不到450万人的国家,国家发展部部长、博物馆长、环境部部长、警察、私人企业董事长,都曾被控贪污罪,有的身败名裂,失去退休金、有的自杀,令人悚然。“贪污调查局叫你去问话,你就会吓得发抖,”一位新加坡专业人士说。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出版的《强国论》一书(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此为该书台湾译名)中探讨,国家建构应包括创设新的国家体制以及强化现有政府制度与功能,也就是国家必须常常思考体制的改革、政府的效率及管理范围。

任何改革都有阵痛期,台湾阵痛期持续了二十年,经过两次政党轮替才步入正轨。中国大陆改革一面要刻不容缓,一面又要不断评估改革优劣,还要推行逐步民主。肯定会有阵痛期,但如果不改,阵痛期会成为“长痛期”,拖缓中国繁荣的脚步,坐失千年难得的机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Advertisements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