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总和—-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留待读完《黄河青山》后再思考


失败的总和—-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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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更喜欢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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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学校图书馆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讲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如何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夹叙夹议,将个人命运放在历史背景上,写得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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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重读这本书,才发觉以前读得太粗糙,完全没有领会作者的用意。通常来说,自传总是记录一些令人骄傲的个人经历,可是打开《黄河青山》,你只看到一件接着一件的失败。

全书一开始,就是黄仁宇的恋爱失败:

“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然后,他开始讲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失败。1937年,他是南开大学电机系的二年级学生,听到日军入侵,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

30年代,大学生当兵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情。这种爱国热情当然值得肯定,可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他放弃工程师生涯,选择加入军队,等于选择了失败的人生。而且,毫不意外地,他不选择加入共产党。

“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讽刺的是,加入国民党军以后,他也没有上战场,而是被送到成都中央军校,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踢正步,等到三年后出来,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云南前线,可是日军临时放弃进攻云南,导致他连续几个月驻守在大山里,无所事事。这时,他开始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我们还停留在明朝的条件。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

“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可是,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有些连队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战争的最后阶段,黄仁宇的部队开赴缅甸,终于与日军正面作战了。可是,他在书中一笔带过那些”光辉经历”,比如,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大腿,差点丧命,或者给全国第一大报《大公报》当战地记者,后来出了一本《缅北之战》。详细写的,却是下面这样的事情:

“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也朝我们射击,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为了避免被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

日军投降后,内战开始,他始终不受重用,最后还被怀疑可能叛变。调查表明他是清白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被强制退役。

“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我请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既然成了平民,大陆和台湾都回不了,黄仁宇只好来到美国,以34岁的”高龄”重新进入大学读本科。

“时年34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有一次,唐纳德·季林教授问我几个中国内战的问题,我那时在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

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打工经历。

“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等等,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给那个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给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就是打杂’小弟’呢。”

博士毕业后,依靠老师余英时的帮忙,他才在纽约州一所师范类大学找到了一个教职。可是,一所美国地方大学,会有多少学生对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感兴趣呢?

“只有6到10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来上课。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所以来上课)。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课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偏狭的名声。”

“我已经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

更糟糕的是,1979年,校方通知黄仁宇,他被解聘了。那时,他已经61岁了。

“当天晚上,妻子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当时他只有11岁,还在念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他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解聘以后,找不到工作。

“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朋友们试着帮我忙,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每个月500美元,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可以各领450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300美元。这些钱让我们勉强维生,略微超过最低生活水平。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还要动用我妻子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去一次纽约,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定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

直到《万历十五年》出版,在中国引起轰动,黄仁宇的经济状况才开始逐步改善。自传也就写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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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面摘录,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黄仁宇只强调自己的人生失败,他想证明什么?大多数自传都在自我美化,你何时见过,有人执意要把自己塑造为”失败者”(Loser),还写成500页的传记,一定要让后人记住这一点?

我联想到了《万历十五年》,里面一共写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也全部失败了。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主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失败。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仔细阅读这段话,“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这就是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万历十五年》的主题是,中国的失败不可避免;那么《黄河青山》的意思是不是说,黄仁宇个人的失败不可避免?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显然,黄仁宇在用自传,解释他的历史观。

“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这是黄仁宇在解释为什么他要写《万历十五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那么,推广到黄仁宇自己身上,是不是他在暗示,自己的各种失败大于努力的总和,而这些失败必须被视为对历史的阶段性调试,最终将到达一个更深远的终点?

“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

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美国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黄仁宇是在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

“以长期观点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

如果你看到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举动,并非无谓和徒劳,一切自有内在的因果。这大概就是《黄河青山》的写作目的吧。

(完)

老大哥的坏榜样

对老大哥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好感。一个背信弃义的民族和自私自利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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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中国系列评论(12)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以国家强制力限制公民迁徙、农民进城,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回来的。回到上世纪50年代初,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乱后,百废待举要搞经济建设、要奔工业化。可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里打出来的新生革命政权,对工业、技术、城市和建设又所知甚少。历史的逼迫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经验,有样学样,很顺理成章。

 

具体到有关迁徙的制度安排,苏联搞的是哪一套?我看到的史料说,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于1932年12月31日颁布法令,全面实行十月革命后从没实行过的人口登记与迁徙管理:只有持有居民证的人才能流动、迁徙和变更居住地点。该法规定,“居民证”的发放范围限于城市,最初仅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25个重点城市,后来才扩大到所有市镇,但不包括农村和农民。按此法令,苏联公民须在进入任何地区后的24小时内,到当地政府申请暂时居住许可证;如不被批准,则在3日内必须离开。这样,根本就没有居民证的广大苏联农民,只好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75年,苏联农民获得持有国内居民证的权利。

 

这段公案里所谓的“居民证”,与今天你我人人都有的“身份证”,是不是一回事呢?根本就不是。我是从中央党校党史教授王海光论文的注释里,看到“propiska”这个词,再根据注释的提示,到《维基百科》查了这个词条,才大致明白此“居民证”的真实含义,乃“居留许可签证”也。顺便记一笔,维基百科的很多词条都有中译,但偏偏很值得中文读者留意的这一条,却是没有的。

 

这“propiska”是俄文(пропи.ска)的音译。《维基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的:“在1917年以前的沙俄帝国时代和1930年代以后的苏联,(它)既是定居许可,也是移民记录的手段”。至于具体形式,除了在地方户籍登记系统里有文档记录,它还是在个人国内通行证上加盖的一个官方签章。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对这个“普罗皮斯卡”究竟是个甚,还是没有清楚的概念。好在《维基百科》附有照片,顺藤摸瓜,我又从网上看到若干,才大致明白它相当于护照和签证:护照证明身份,但人们光持有护照还出不了国;要出国,还需要“签证”,即注明同意你进去、居留时间的对方国家的官方许可。“普罗皮斯卡”就是加盖在“国内护照(internal passport)”上的“签证”,表明持有人可以合法流动、入住、居留。不同之处,这不是为出国,而是在国内就要有的。更不同的地方,是1933年1月1日之后,苏联居民中只有城里人才有权得到这个宝贝,乡下人没有,所以不能合法流动、入住、居留。

 

老天爷,斯大林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办法来的?仔细读,原来那也不是斯大林的原创。上文不是说了吗:“在1917年前的沙俄帝国时代”,普罗皮斯卡就已经存在。再查,整个沙俄帝国时代,自由迁徙从来就不是农奴的权利。甚至在1861年亚历山大宣布废除了俄国农奴制之后,农民虽然得到一般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和有限度的财产权利,但迁徙权还是付之阙如,因为他们并不准自由离开村社。“普罗皮斯卡”还是一以贯之,惟有城里人才有国内护照,也惟有加盖了国内居留签证的,才可以合法流动。难怪我们当中学生读到的俄国文学作品,从十二月党人到列宁的“流放”生活都有那么一股子的“贵族气”。没错,不够贵的进不了城;不是城里的人,谈不到流放!

 

斯大林怎么好意思,把革命对象沙俄帝国禁止农民流动进城的制度,公然统统给恢复了?说起来,也是一连串“实际情况”使然吧。当代学者讲到这一段,总要提到1927-1928年间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那不难懂,因为落后国搞社会主义,要加快国家工业化,总会面临工业化原始积累与农业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列宁在世时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无非就是要较多利用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进工业。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就停了,斯大林试图压农民拿出更多的“贡赋”,以此加速苏联的重工业化。问题是,哪里的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压的,加上天气因素,“粮食危机”自天而降。

 

斯大林的反应是干脆全盘集体化,从限制富农转向“消灭富农”。这就迎来1929年所谓“大转变的一年”——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改造农民,在“消灭富农”的纲领下组织几万干部下乡,突击组建“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约2000万户农民“加入”20万个集体农庄。土地被宣布全盘国有化,仅允许集体农庄“使用”;后来政府又部署了国有的拖拉机站,实行国家以机械化服务“交换”农庄产品的体制,并对瞒产、拒交行为实施强制打击(参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苏联模式研究组左鳳荣、姜长斌的文章)。

 

这样国家“拿”粮食是不是就容易了?没有。生产力——“富农”总也是农、也是生产力吧——遭到严重破坏,苏联的粮食产量多少年以后还达不到1914年战前沙皇时代的水准,绷得再紧,也是无米之炊。把农民逼急了,涌向富裕地区和城市的事情就发生了。“情况危急”之下,限制农民流动的“普罗皮斯卡”,就算是沙皇的老招数,搬出来用用对斯大林来说也无妨。

 

有一点,斯大林倒做得比较言行一致。那就是他没有把“迁徙自由”写进1936年苏联宪法——那可是被叫做“斯大林宪法”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翻开第十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举凡“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照顾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还有法律保障“人身、住宅、通信秘密”等条款一应俱全,全部入宪。唯一不见的,就是“迁徙自由”。也好理解,“普罗皮斯卡”还在生活里管用着呢,分明做不到的事情,写进去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历次苏联修宪,“迁徙自由”再没有入宪。

 

斯大林宪法当然是我国54年宪法起草时,首要参考的国外宪法文本。据有的回忆录讲,54年宪法最早拿出来的稿本上,就没有“迁徙自由”的字样。后来在讨论中有人提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有,而近代多部宪法也有“迁徙自由”,所以建议列为公民权利。这才有了邓小平那句话(“写上‘迁徙’,少费唇舌”),也有了“居住和迁徙自由”这一权利条款。不过整体看,“社会主义与迁徙自由不相容”的观念,还是进入了中国。毕竟,54年宪法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宪法”,到下一次1975年修宪,文革高潮中的中国当然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啦,“迁徙自由”被逐出宪法,还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斯大林保持了一致。

 

从那个时代的认知水平来看,苏联老大哥的做法和理念,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的明天”。要过多少年历史才会指出,那是老大哥带来的一个坏榜样。

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近年来不多见的对于宪政民主和全球化进行反思的好文章。帮助我了解了一些事情的缘由和内在逻辑,值得反复思考,反复阅读



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 经济观察网 -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导语:现在这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秦晖/文

 

“左右为难”的欧洲

自2008年以来从美国开始出现、而在欧洲更持续地发作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种种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为2012年的一系列选举似乎变得更加风险莫测了。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紧缩财政、削减赤字、收缩福利、缓解债务危机为中心,但是今年欧洲各国的几次选举,基本都是主张继续“削赤减债”的原执政者败选,而主张改变紧缩政策的左翼党派获胜。法国的奥朗德取代萨科奇后,已经放风要改变紧缩政策,以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希腊大选后原来赞成紧缩并且对欧元区和国际救助方做过重要承诺的几个主要政党都败选,而反对紧缩、主张推翻承诺的左翼联盟力量上升,但却仍然不足以当选,致使希腊出现政府危机,不得不重新大选,原先承诺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希腊因“不负责任地吃垮欧洲”而被赶出欧元区的危险也大为增加。

 

尽管希腊人既不愿紧缩和兑现承诺。更不愿退出欧元区失去这颗遮阴的大树而被“危机的烈日烤干”,在要么忍受紧缩、要么被迫“退欧”的两难下,民调和选情也在摇摆不定,即将举行的重新大选结果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即便主张紧缩的党派能够保住执政地位,也必然是赢得十分勉强,必须向反紧缩的民意做出妥协。更何况即便不做妥协仍然坚持原有政策,由于此次政情反复也必然会影响希腊原来已经非常糟糕的信用,从而增加借债成本和走出危机的代价。相反,即便反对紧缩的力量能够上台,他们又如何应付“退欧”的前景呢?

而反对继续紧缩的民意也不止体现于法国和希腊。在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本来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在紧缩问题上持有脆弱但基本的共识,但他们现在也面临严重的压力,未来的大选可能会重演法国、希腊的故事。而在欧元区反危机的主要动力源、欧盟和欧元区的“法德轴心”,原本法德两国右翼政府达成的以“削赤减债”反危机的共识,在法国左翼政府上台后也出现变数,而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本身日子也不好过,不久前在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选举中大败。尽管这个传统制造业衰落中的“夕阳州”历来比较“左”,右派败选并不意外,可是丢票的幅度之大还是很惊人,失去这个大票仓后,在下次大选中德国发生左右易位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了。

 

这一切都表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欧洲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显然,改变此前的“削赤减债”战略,会给此前的反危机努力成效蒙上阴影。但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站在只站在“右派”立场上去看问题。抛开“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自由竞争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左右”主张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和整体上的是非不谈,仅就西方、尤其是欧洲目前具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言,解决的思路在逻辑上的确也有两条:一条是紧缩开支,减少消费,尽量少借些钱;另一条则是用扩大开支来刺激增长,尽管钱不会少借,但可以指望经济增长会增加偿还能力。这两条思路基本就是如今“右派”与“左派”分别提倡的。

 

然而这两条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条件,而在不同的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今天希腊与法国的“左摆”其实有不同层次的诉求:面临破产的希腊人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其实只是想缓解燃眉之急,挽救他们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溃的福利体制,希腊人还不怎么顾得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的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口气似乎并非只顾眼前,他表达的雄心壮志是想通过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招提振法国经济,唤醒“高卢雄狮”,重温大国宏图。但问题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资过旺而消费不足的中国逻辑上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促增长,西方的问题是相反的,即消费多生产少,通过扩大开支的凯恩斯思路来提振经济,是必须以增加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为主要途径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减福利,就必须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济贫”的税收,而这样的增税恰恰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转移本来就难以控制,增税太多不仅难以刺激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还可能把已有的投资都赶跑了,这怎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税,放松紧缩扩大开支的结果不是会把债务窟窿弄得更大吗?搞得不好,资本跑掉债务增加,到头来法国自己都难免会“地中海化”甚至“希腊化”,更何谈去挽救希腊?

 

那么,是不是维持原有的“右派”紧缩政策就是反危机的不二法门?的确,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原来已经在执行紧缩的纲领,在还没有显示效果时又仅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辙,政策没有适当的连续性,无论左还是右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这一点讲如今他们的“猛回头”对反危机并不是好事。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右派的政策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紧缩开支的政策要牺牲民众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去年秋冬之际在法德待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们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已经顾不得面子,除了协和广场还有喷泉、埃菲尔铁塔还有景观灯外,从凡尔赛、凯旋门到卢浮宫,巴黎几乎所有的喷泉都不喷水,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说是政府没钱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动不得的,省钱的第一步就得不顾面子了,这与像朝鲜那样的国家老百姓可以饿死,但国家摆谱的花销绝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不过省下这点面子钱对于庞大的赤字窟窿当然管不了什么,政府不过是向民众表明他们尽力了,希望民众也配合而已。像法国那样还过得下去的国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尽管萨科奇当年就是以治疗“高福利病”为号召,赢得了痛感积弊的法国人的选票,但是真的要动福利,法国人也很难接受。这就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她也是以批评“福利国家”而当选的,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按:指撒切尔夫人宣称的向高福利宣战)”。今天的萨科奇其实正是重演了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故事。

但是,“右派”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抵制“大政府”他们可以减税,至少是阻止增税,这倒是老百姓欢迎的。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绝对减税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减税即阻止赋税进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欢的一点。这次萨科奇与奥朗德对决时,奥朗德要增税而萨科奇反对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是欢迎减税的,正如他们欢迎增福利。不仅给穷人(他们通常根本就免税)和普通民众减税受欢迎,就是给企业甚至大企业减税也是人们欢迎的——我们不要以为“阶级矛盾”就会使多数人赞成无限制的“劫富济贫”,民主国家的多数人一般都明白税收过高会压抑投资,妨碍就业,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减税不导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业,他们何乐不为?但是萨科奇又要减福利,他们就不干了。权衡利弊,他们这次就选了奥朗德。但是他们是要奥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欢迎增税本身。而增税导致的痛苦感又会成为右派下次卷土重来的基础,特别是在增税影响投资和就业、而福利又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可以如此预言奥朗德政策的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未来右派在竞选时,减税仍然会是一张大牌。然而,减税容易减福利难,也仍然会是从撒切尔夫人到萨科奇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应”仍在继续

笔者在几年前危机发生之初就指出: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都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还要提到,在一些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主旋律”大力挖掘东欧(现在应该叫“新欧洲”)国家受到危机打击的“惨状”以证明他们当初就不该“剧变”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观察事实,就会看到在如今的欧元区内,“新欧洲”抗击危机的能力总的来看好于老欧洲。在“债务危机”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欧元区国家大部分是“新欧洲”国家——欧元区负债率在《马约》红线以下的五国中有三国属于新欧洲,而他们也是负债率最低的四国中之三国。

 

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尤其是透支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国家”,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次“欧债危机”就是这样积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是正常状态下应当是“天平效应”下的摆动,在单纯经济全球化时代却越来越变成了“反向尺蠖效应”下的摆动,今后的左右轮替能否恢复天平效应的常态(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或者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应”下积累旧弊(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太关心此次上台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关心这种轮替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看起来不太乐观。

 

“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

 

除了财政-债务方面的“反向尺蠖效应”外,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我们知道,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对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的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左派总是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总是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截然互斥的。一百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廉价商品输入又替代了本国的产业,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趋势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的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所谓西方“资产阶级专政”之说莫名其妙,这几十年来西方弱势阶层的民主权利其实有增无减,强势者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实越来越困难(至少比“低人权国家”要困难得多)。但是这盖不住因全球化带来的他们经济谈判实力的下降。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讲,的确也容易形成依赖:越是在高福利体制下,依赖福利而不努力寻求就业的“自愿失业”现象越突出,因此在其他条件相仿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有更高的失业率。而就业率低导致初始分配差异更大,就更依赖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平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社会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低于低人权国家),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这类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美国,不搞高福利也确实不行。这一问题加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等因素,福利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全球化条件下“反向的尺蠖效应”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了。

 

中国应该反全球化吗?

“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自然在中国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传入了我国,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

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我曾经提出西方现在对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殖民”更非“文化殖民”,而是“问题殖民”,即让中国人把他们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左右两边都存在。例如一些“右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右派反福利,一些“左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左派反自由。但在一个“福利自由双低”的国度,这样做对他们各自的理念而言实在是南辕北辙。

 

而就全球化而言也是如此,前面说过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应该说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有人认为这应该感谢政府,可是我认为最近广东的汪洋书记讲的对:“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如果要从机制上讲,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与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主要指有权力靠山的富豪)。这就要归因于政治体制了。这种体制人为压制了劳工和其他弱势者的市场谈判权利。

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曾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在劳工权利与现代工会运动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拒斥“纯经济全球化”以维护本国劳工的谈判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劳工尚无结社自由、而全球化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却有利于劳工的中国,如果也有真正的左派,他们应该做的是当然不是拒斥全球化,而是努力把全球化从纯经济层面推向全方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为劳工争取政治权利,使全球化提高中国劳工谈判地位的效果能够充分体现,防止这种效果被“专政”所人为压制。

 

对于“右派”而言也是如此。中国一些“右派”跟着西方右派一起反福利国家也是没有道理的。我过去曾论证,福利制度在西方是“高低”问题,在中国却是“正负”问题。在以往一直通行“负福利”的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乎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当然也是机遇),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以及性质类似的、由“低人权优势”生产的商品对高人权地区的大量输出),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制度(倒是资本家看到这么多廉价苦力涌入,肯定偷着乐),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事实上,即便迁徙自由如美国国内,一些高福利城市(无论是蓝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弗林特,还是白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圣莫尼卡)也有某种形式的迁入限制。我国过去那些还有点福利的城市与几乎无福利的乡村间那种森严的身份壁垒,更是众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国界实现了人员、劳务自由流动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协定的欧盟各国,则首先都各自实现了大致一致的人权标准,包括劳工权益标准。尽管这些国家仍有穷富之别,工资标准并不一致,但申根协定并未导致各国福利制度的崩溃。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人权标准相当,并不等于工资标准一致,前者意味着人们有讨价还价的同等权利(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被治者与治者关于委托-代理、税收-福利、权力-责任等方面的约定权),而后者意味着规定同样的价码。市场经济与后者相冲突——既是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统一划死,但与前者相容——市场就是讨价还价之场嘛。

人权标准相当也不等于废除国界和移民自由。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的英国与申根国家之间人权标准几乎一致,但国界还是很严格。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人权标准相当,是淡化国界、实现移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人权标准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协定,但人权标准相当的国家基于种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未必就会缔结与加入这种协定。可以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很难,连前者都不做,是没有资格奢谈后者的。

 

总之,只有片面的“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商品、资本全球化)而没有人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确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而重树铁幕、连这种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说这可不可能)虽然也许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却完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会恶化中国劳动者的处境。而消除国界、实现人员与劳务的全球化,不要说完全不现实,即便可能,如果没有人权基础也会首先搞垮社会主义。

 

而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推进人权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公认的现代人权标准,包括公民权与劳工权利标准,则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无害于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

这种“双重全球化”第一与市场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劳无益地抵制全球化;放弃了“低人权优势”的中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优势,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亚于印度的竞争力。

 

第二它在维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梯次发展效应的同时,能促进制度的改进,至少能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竞争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权”制度看齐的弊端。

 

第三它不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冲击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像如今那样: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国遍布“血汗工厂”。

 

第四它并不要求淡化国界,不会严重冲击现存民族国家体制,因而比较现实可行;但同时它又为将来条件成熟时克服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病、实现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直至为走向全球民主与“英特纳雄耐尔”提供发展余地。

 

宪政民主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而就西方而言出路何在呢?

 

西方的出路当然只能他们自己找。不过,在单纯“经济全球化”导致“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种大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但是要谈到局部的改革的话,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选择是可以考虑、而现在他们似乎考虑不够的。当然是否如此认为,还得看他们的态度。

 

这第一招是在“群己权界”的调整中适当收缩“群界”,不必去反对福利国家,但完全可以限制议会的权力,即立法禁止议会通过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超标”(例如可以参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标准”: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不合理预算。换言之,民众通过“代议士”当家作主,但主人也必须负责任,想要高福利就必须接受高税收,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适当限制议会权力本是民主制度的通例,例如很多民主国家都以宪法规定议会不得取消言论自由。而上述限制本来也是符合常识的,否则也不会列入《马约》。以往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由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根本玩不久,基于其他常识议会一般也不会这么不负责任。但全球化时代就不同了,《马约》之所以设立上述门槛就是看到“全欧化”带来一国议会不负责任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在欧洲一体化没有包括主权层面、《马约》也没有变成“欧洲合众国宪法”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在形成“超国家民主”之前那些高度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民主国家有必要把它列入宪法来约束自己。当然,如今的危机期间他们肯定是无法很快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危机过后,一旦债务低于某一标准,就应当立法把它固化,不能允许它再在“反向尺蠖效应”作用下反弹回来。然后制定更低的标准,如此通过持续的努力,直到达到目的。

 

第二招就是废除“防止双重征税”的规定,使“双重征税”合法化,通过这种办法适度约束资本流动,要比搞贸易保护、通过传统的关税壁垒限制商品流通更为合理。在人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国民努力(姑且不去争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家的努力)形成的资本转移到别的国家,尤其是转移到成本畸低的“低人权国家”,会使本国损失就业机会、增加福利需求。但是“防止双重征税”又会导致税基流失。两相夹击,是使发达民主国家走向无限制透支道路的一大因素。不应该行政限制资本流动(对于资本流入国的劳动者尤其如此,理由如上所述),但是资本追逐低成本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应该对母国的社会公益有所补偿。当然它也应该对流入国尽公共义务。如果它希望既追逐低成本又不愿增加税赋,当然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整个公司作为法人、甚至所有者作为自然人都迁入流入国,完全成为流入国的公司(因而也就没有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从而承担“低人权国家”的产权风险。不能既在民主法治国家注册享受其产权保护同时却无需纳税,又享受“低人权国家”的畸低成本带来的额外收益。

 

总之,如今深度与广度都大为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全欧化)确实给一国主权下的宪政民主机制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宪政民主机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政治一体化(欧盟本来就是想向这一方向发展,欧元区设计的制度缺陷如果按如今一些设计者的说法,也是想让这种缺陷成为加速形成“欧洲合众国”的一种“倒逼”压力。当然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过于乐观了,没有考虑到“逼”不出“欧洲合众国”反而逼死了欧盟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改进制度设计,降低如今这种纯经济向度的全球化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民主也必须与时俱进

这个世界上历来有很多人为专制唱赞歌,有关“理论”代代不绝:从最古老的神化王权、皇恩浩荡,到最新式的什么“中性专制”、“有限任期独裁”。要驳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必要时我们可以另写东西。但这里要说的是:真要有效地推进宪政民主,也不能把宪政民主浪漫化。这种机制并不完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新挑战。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历史上民主制度的衰败(不含那些民主诽谤者渲染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失败)不止一次,古代在希腊、近代在欧洲也多次有过专政战胜民主的教训,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现类似悲剧。民主国家必须好自为之。

 

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要看清一点:欧洲国家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制”逻辑上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体化,能够避免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家化的冲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事态恰恰表明,欧洲的民主绝不是什么虚伪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独裁制或寡头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皇上,或者讨好一小撮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欧洲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而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头们脸色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如此“奢侈”的问题的——犹如饥民不会患上肥胖病。但是这些国家有其更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决这些大弊方面,欧洲总是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的。后面我们将展开这一点。

断锁怒潮:44名“黑奴”的自由之路-财经网

美国宪法精神的再次体现,向伟大的美国精神致敬。


1839年,西班牙“阿姆斯达”号上的44名被绑架的“黑奴”杀死了船长,劫持了船只。他们飘到美国后,被送上了法庭。以美国前总统亚当斯为首的律师团经过漫长的无偿辩护,终于为这44人赢得了自由

【gavin_x/文】1839年6月28日,2个西班牙人蒙岱(Pedro Montez)和路易兹(José Ruiz),押着从古巴购买的44名黑人(这些黑人是走私贩子从非洲绑架到古巴的),乘坐租来的西班牙国籍“阿姆斯达”(Amistad)号双桅船从哈瓦那驶往古巴的另一处岛屿上的甘蔗园。但在航行的第3晚,黑人们设法打开了自己的锁链,杀死了船长和看守,取得了船只的控制权。

  随后,这艘没有专业船员的货船飘到了美国水域,美国海防队登船后解除了黑人们的武装,并将这一杀人劫船的案件交给了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庭审理。

  在这个案件中,法院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阿姆斯达号上的货物到底归谁所有?船上的黑人是否属于西班牙人的“货物”?在一审中,法官认定海防队及时救助了阿姆斯达号,因此有权获得该船货物价值的1/3。而那2个西班牙人,对该船的安全起了保护的作用,因此可以获得剩余货物的2/3。

  黑人是否犯有海盗罪和谋杀罪?一审法官认为,案情发生在打着西班牙旗的西班牙船只上,对象是西班牙人,美国法庭对此不作裁定。

  迫于西班牙政府的压力,检察官一路上诉,试图将黑人定罪。但经过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的两轮审判,法院都没有彻底解决黑人是否有罪的问题,这个案件最后由检方上诉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最后的裁决。

  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没有陪审团,而是由9名大法官行使最高裁决权,判决以法官投票的简单多数为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为终身制,正式头衔是用Justice(公正),而非通常用的Judge(法官)。

检方的强势与“前总统律师”

  “阿姆斯达”案的检方是有理由足够强势的,一眼看上去,黑人奴隶,夺了船,杀了人,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废除奴隶制的美国,显然是对于司法的挑战。当时的美国,废奴制和蓄奴制的交锋已经趋向于公开化,范布伦总统(Martin Van Buren)虽然并不赞成奴隶制,但他也不倾向于采取激进的做法激化南北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棘手的奴隶犯罪案件,属于政府行政机构的检察官一直积极地起诉应诉,直到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

  这一案件中,检察官提出黑人们属于西班牙人的财产,有古巴政府出具的合法奴隶证据。而作为证人,船上还有2名生还的西班牙货主。如果需要,古巴当局随时可以提供证据证明当时古巴为这些黑人签发过“货物的”通行证。

  而黑人们杀人夺船的事实,连他们自己也不否认,各种劫船杀人证据也能形成完整的链条。因此,黑人们始终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在以此事件改编的电影《断锁怒潮》里,第一次开庭后,黑人首领辛盖甚至对辩护律师做了一个抹脖子上吊的手势,意思是自己已经准备接受被吊死的结局。

  在最高法院的审理中,为黑人们辩护的律师是美利坚合众国第六任总统,时年已经73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他是《独立宣言》起草人约翰•亚当斯的长子,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并取得律师资格。

  亚当斯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坚信他的父辈建国时写在《独立宣言》里那些“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早在阿姆斯达案的一审期间,亚当斯就在幕后积极地奔走和筹款,力求在法律的框架内拯救这些黑人。到了终审阶段,这位已经30年没有站上过法庭的老人决定亲自出庭去说服那些代表美国最高司法权威的大法官们了。

  亚当斯律师在关押黑人的威仕特维尔监狱会见了所有的黑人。他认为这个案件的胜诉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上:

  44名黑人是从非洲非法绑架的自由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西班牙人的财产

  黑人杀人夺船的行为是在被非法逼为奴隶时的正当防卫

  法庭上的战争

  在检方提供的证据中有2名西班牙货主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的通行证”,注明了他们携带的货物里包括了44名“拉丁裔黑人”。还有船上的西班牙幸存者提供的证词,证明他们是在西班牙法律下,合法运送奴隶,过程中奴隶非法劫持该船,并涉嫌谋杀。

  但是辩护律师们发现,在44名黑人中还有4个12岁以下的孩子,古巴虽然允许奴隶存在,但19年前就已经禁止从非洲进口奴隶,如果这些孩子是在古巴出生的“拉丁裔黑人”,他们如何都不会说古巴的通用语言——西班牙语?

  亚当斯律师在最高法院的庭审中指着墙上悬挂的《独立宣言》说:“在这个案件中,只有自然法是对我的当事人最为适用的。我们的建国之父们正是在这个原则上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法庭是公正的维护者,这意味着法庭必须永远保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

  他提醒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注意到这些黑人来到美国时,已经从奴役中解放了自己。而1819年《美国禁止海上奴隶贸易法》也已经规定“不论以任何形式,进口或带入美国领土的任何黑人、混血者、有色人种,只要对他们有任何占为奴隶和劳役的企图,都为非法”。

  经过漫长的法庭调查和辩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只有一人认为黑人们有罪。他们在最后的判决中写到:这些黑人从来不是西班牙人蒙岱和路易兹的“合法奴隶”。他们是“非洲原住民”,被“绑架和非法运入古巴”。“阿姆斯达”号上的乘客是自由的黑人。

  在解决了黑人是自由人的问题后,剩下的问题就要简单许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认定,一个人在被非法劫持时,具有自卫的自由。在一个人被非法逼为奴隶时,暴动也是他的权利。为了自由,这些黑人的确干下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在法律的概念里属于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s)和正当防卫(self-defense),他们不能被定义为海盗或者谋杀。

  虽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全都是白人,其中甚至有来自南方的奴隶主,但这一案件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完全依照了美国当时的法律和严格的法律逻辑,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在宣判后被立即释放了。

  黑人们不是“货物”

  在黑人们杀人劫船的案件发生后不久,西班牙女王的使者就找上门来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将“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交还古巴,理由是依照1795年的《平克尼协定》各国对于海南中遇难船只和货物应当立即交回它原来所属的国家。

  最初,接手这个案件的联邦检察官认为这个案件的“暴动”发生在西班牙船上;事件发生时,船只是在公海;“暴动”杀害的被害人也是西班牙人,美国法庭不应该对此有司法管辖权。政府为了平息事件也希望能将案件送回西班牙或者古巴审理。但是这些黑人的命运,最终还需要由法庭来做决定。

  这一争议直到18个月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时才最终解决。毕竟这些黑人从来也不是合法的奴隶,他们是自由的人,根本不是《平克尼协定》中所说的“货物”。判决后,西班牙女王还写信调侃范布伦总统,说他连自己的法庭都控制不了,如何控制一个国家。

  在电影《断锁怒潮》中,为黑人们义务辩护的是一整支律师团队,不仅仅有出庭律师,还有很多人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资料和分析工作。甚至为了寻找能听懂黑人们非洲方言的翻译,整个团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这场没有报酬,甚至谈不上私人利益的“挑战”。

  而昆西•亚当斯,作为一个出门已经辨不清方向,在国会开会时会睡着的老人,更是仍然坚持着点燃生命烛火的最后一段,以一个普通律师的身份,站上他久违的法庭,在一个当时还是白人和奴隶制的国家,为一些他素不相识甚至无法听懂彼此语言的非洲黑人辩护。

  了解更多:

  [1] 《断锁怒潮》(Amistad 1997)

  [2] 《我也有一个梦想》林达, 三联书店

  [3] United States v. The Amistad

本文获果壳网(Guokr.com)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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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人穿越现代年薪大比拼:岳飞可拿600万

问对网一网友提问:月薪2万的产品经理和古代职场工薪阶层在收入上是否有可比性?——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笔者用三张图来稍作分析,看看清朝、唐朝的“职场”工资水平以及数位名人的收入情况,让大家能对比下自己的收入在古代排到什么位置。

 

  古代职场基本上是公务员体系。因为大部分群众在农村务农,而城市里有些个体户。所以我们重点看看古代公务员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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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清朝顺治年各级别公务员收入。真的很低,一品大员年薪才折合人民币5万多。现在的大学生工作2、3年,基本上都能挣年薪5万,秒杀清朝工资!不过灰色收入就没法作比较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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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唐朝和和清朝公务员工资对比。看了第一张图得意洋洋的同志们,看了第二张没脾气了吧。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无数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讨点赏钱,走私点唐朝的破烂回自己国家。几位愤青还写了游记小说,据说都成了畅销书。唐朝官员的平均工资,比清朝高30多倍。七品的县长年薪27万,略高于月薪2万的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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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4位古代名人的年收入情况,孔子、王安石、岳飞和陶渊明。

  - 百科里说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不完整!思想和教育能当饭吃吗?孔子可是有一大帮弟子的。孔子在不少国家的官场上混过,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年薪50万人民币。

  - 王安石在北宋做CEO,年薪100万人民币。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年薪20万美元,按现在汇率算也就120万多点。王安石还是著名的文艺青年,如果到了现代写写小说、回忆录,绝对比韩寒更能敛财。

  - 岳飞是北宋军区司令员,年薪600万人民币。战乱年代的军队待遇很高。

  - 陶渊明同志曾经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红遍大江南北,成为著名的青年偶像。收入当然比现代的年轻偶像李开复韩寒李宇春等人逊色多了。他辞掉的县长职务,年薪是14000元人民币。我一直都纳闷,有田产的人,14000元的工资算不了太多,不折腰的决定不算多牛吧?这件事也体现了一个问题,古代人对职场的向往比现代人强多了。放着地主不当,一定要去打工,就好比王石到你们公司当人力资源助理,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

  看完这三张图,你是否知道自己现在的收入放回清朝、唐朝分别会在什么位置?而相对比四位熟悉的古人,你是否清晰了自己奋斗方向?最后劝一下觉得自己工资太低的同志,多和清朝官员比比工资,气会顺很多。

大烟山8日游记-7

吃了KFC,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发。

 

印第安纳波利斯是印第安纳州的州府,这个从名字上也可以看出。英文名字是Indianapolis,其中Indiana就是印第安纳州的意思,polis是希腊语里面城市city的意思。所以Indianapolis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城市了。

Indianapolis人口83万,是美国的第12大城市,是印第安纳州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中部第二大城市,仅次于芝加哥。1820年开始印第安纳波利斯成为了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在这之前,这里是印第安纳人居住的地方,包括迈阿密部落和特拉华部落曾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很久,在19世纪初的时候被欧洲移民赶跑了。

 

印第安纳波利斯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19世纪初刚刚成为省会的时候,曾经请了法国设计师L’enfant来负责设计,而这位仁兄就是设计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位。所以在市中心走走看看,城市非常的整齐、大气。市中心有很多著名的建筑景观和公园,包括Soldiers and Sailor纪念广场,印第安纳州政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政府,世界大战纪念堂等等。

 

印第安纳波利斯最有名的就要数“硬地500”赛车了,这个是可以和F1媲美的赛事。在美国很多人不知道F1,但Indy500大家都知道。所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可以说是美国的赛车之都。另外,这里的儿童博物馆也是非常有名,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儿童博物馆。另外2012年美国的超级碗橄榄球总决赛是在这里的Lucas Oil体育场举办的。而印第安纳波利斯最大的问题是治安不太好,根据2005年的数据,其每10万人的谋杀案件数量是美国平均水平的5倍之多。近年来,这里的治安有所好转,归功于路上不停巡逻的警察,但即使这样,印第安纳波利斯在2009年仍然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中排位第33。

 

关于城市犯罪率的问题,特地查了下2011年的数据,在有记录得405个城市中,基本大城市的犯罪率都比较高,好的都是郊区小城市,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都愿意住到城市郊区的原因。大城市中比如纽约172位,华盛顿387位,旧金山269位,赌城拉斯维加斯317位,洛杉矶244位,我们附近的底特律403位(倒数第三),密歇根首府Lansing345位。而我们住的这个小城市Troy,虽然离底特律只有40分钟车程,却排在19位,治安非常好。

 

Soldiers and Sailor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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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景象,下午6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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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雕塑上的Morton是美国内战时候的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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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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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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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吃得中式快餐,美国的中式快餐很多中国人都吃不惯,都是甜甜的肉。。。我们倒觉得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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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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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建筑,chase大通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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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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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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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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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到了晚上游客还是挺多的,而且有警察驻守,所以应该还是挺安全的。不过我们在周围逛了下,离开中心广场就2个街区、100多米远的路上就行人稀少了,而且偶尔能看到黑人三三两两在那里闲逛,有的就呆在路口聊天。公园的长凳上流浪汉们也都开始布置晚上睡觉的地方,总的给人感觉很不好。其实印第安纳波利斯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看起来挺有美感的城市,可能是法国设计师规划设计的缘故,给人感觉有点欧洲城市的味道,可惜美国的城市通病就是一到晚上就没有人气,剩下的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加上点黑人,结果就是愿意去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安全。

 

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早上出发去看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一查要10点才开门,我们于是先去市中心的运河公园游览了下。

 

早上过来,大概9点多的样子,公园也没有什么人,三三两两有些跑步的,美国人民都挺喜欢跑步,什么时候跑步的都有,甚至一次外面下大雪,人行道上都是积雪的情况下,我都看到小区里面有人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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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其实以前是一片沿河的厂区,后来改建成了公园和几个博物馆,包括NCAA博物馆、艺术博物馆以及河对岸的印第安纳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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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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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鸭一家。美国野鸭野鹅成灾,没人管也没人吃,到处都是,经常大摇大摆在路上甚至高速上闲逛,最可恶的就是随地大小便,看上去绿油油的草地,走上去经常踩到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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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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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还看到水里漂着一只大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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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自由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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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一圈,10点多重新出发,去儿童博物馆,也就15分钟的路程。门票大人17.5美刀,女儿太小免费。哎,我们是陪女儿来的,结果主角不要钱。

 

博物馆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科技馆+少年宫,介绍天文地理自然知识,外加各种儿童喜闻乐见的玩具、游乐设施罢了。不过老外的东西都是寓教于乐,大人看了都觉得挺好玩的。

 

恐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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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火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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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火车玩具,一套挺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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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兵马俑遗址,让孩子去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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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内庭,一共四层,我们看了2层多点,东西太多,我们只有4个小时,只好以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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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最绝的是有一个lego馆,里面全是乐高的玩具搭成的模型,大大小小什么都有,据说博物馆专门有五个工作人员全职负责维护这些模型。真是让人羡慕的工作啊。

 

乐高泰坦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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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很到位,连打的伞都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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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城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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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模型里面的潜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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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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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上面还能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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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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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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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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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在玩钓鱼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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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张博物馆入口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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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大厅的变形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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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2点多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博物馆出发,一路向北,晚上8点回到了Troy的家中。

大烟山8日游记-6

18日,从大烟山出发往回开。

 

大烟山往北出来就是一个叫Pigeon force的小镇,完全是个旅游的城镇,镇上很多主题公园,游乐园,什么都有,非常有趣,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不然在镇上玩个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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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竟然还有个 Titanic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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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有趣,是一幢反过来的房子,让你感觉是地震震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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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上了国道, 75号公路一路朝北。肯塔基的公路两边都是森林,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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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风的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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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应太太的要求,我们绕道去了一个叫 Corbin的城市,这里是KFC的发源地,第一个 KFC餐馆就开在这里,肯德基老爷爷就是从这里走向全世界的。我太太的朝圣之旅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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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看,下面这个高速旁的KFC指示牌和其他地方绝对不一样, KFC旁多了行小字,“Sanders Café and Museum”山德士餐厅和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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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挺破,远远就看到 KFC的招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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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点了两份套餐,味道没什么特别。总之美国的 KFC比国内差远了。在这里,KFC的地位也比麦当劳差太多。当然,KFC在南方还是挺多的,在北方就比较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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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的陈设,相当一部分还保留着 40年代的风貌。有很多顾客也像我们一样,拿着相机拍照,估计也是游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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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早其实不是快餐店而是普通的饭店,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快餐的概念。据说快餐就是KFC提倡出来的,因为老爷爷是最早用高压锅进行烹饪的厨师,使得一份鸡块烹饪的时间从40分钟缩短到了9分钟,是快餐的鼻祖。

 

这个是当时的餐桌,上面的刀叉据说是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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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德士上校的厨房。老爷爷因为当过兵,估计是这个原因被成为山德士上校。

40年代的厨房,冰箱,不锈钢水槽,洗碗机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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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竟然还有个食物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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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原味鸡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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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收银机,上面满是油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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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篇游记里面介绍过的 NCR吗?Dayton 的那个。下面铭牌上写的就是NCR,Dayton。收银机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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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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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套餐和全家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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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爷的真实音容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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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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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塔基州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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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吃了中饭,我们继续上路,向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