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聪明的投资者》


阅读情况

1,阅读于2012年6月,耗时3小时。版本为PDF,Ipad阅读。大概阅读了20%的内容。

2,评分4分。几十年前的书,股票估值的鼻祖,放在当时绝对5分。可以再次阅读。推荐阅读。

 

书籍情况

1,作者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价值投资和证券分析鼻祖。

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和投资思想家,投资大师, “现代证券分析之父”, 价值投资理论奠基人。格雷厄姆生于伦敦,成长于纽约,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著有《证券分析》(1934年)和《聪明的投资者》(1949年),这两本书被公认为“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投资圣经”,至今仍极为畅销。格雷厄姆不仅是沃伦•巴菲特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导师,而且被巴菲特膜拜为其一生的“精神导师”,“血管里流淌的血液80%来自于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在投资界的地位,相当于物理学界的爱因斯坦,生物学界的达尔文。作为一代宗师,他的证券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了极为巨大的震动,影响了几乎三代重要的投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数十位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为格雷厄姆的信徒,因此,享有“华尔街教父”的美誉。

2,书名《格雷厄姆投资指南》即聪明的投资者,英文名《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出版日期2001,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评

1,本书回答了什么样的问题?

投资者的投资标的和投资组合的构建方法,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股票分析方法。

2,作者通过怎样的结构来展开论述?

看门见山介绍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提倡长期基于价值的投资理念。针对防御型和进攻型投资者,提出不同方法和组合的投资策略。介绍针对个股的证券分析方法并在最后总结价值投资的精髓-安全边际。

3,作者的论点、论据和论述结构是否合理,有无缺陷或者可以提高的地方?

由于本书时代久远,对于投资标的的介绍和国内情况有一定差距,同时自身对于价值投资理念持怀疑态度,所以并没有仔细阅读。

总体而言,本书是价值投资和证券分析方法的开山之作,格雷厄姆的论述也非常严谨、科学。所有的结论基本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而得出,所以是非常好的一部著作。当然,书中部分内容,特别是对于一个公司的合理估值倍数等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还是有很大的变动。特别作者对于成长性股票的规避,对于股息稳定类股票和债券的喜爱,值得商榷。

4,本书对于自己的价值和阅读收获?

本书对于投资和投机的论述还是有一定道理,特别对于投资的长期化,不追求一夜暴富的教导还是非常中肯的。

 

摘要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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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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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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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自douban

 

所谓同行相轻,在证券市场技术派和价值派之间亦是相互诋毁的,而格雷厄姆的价值派和费雪的成长派之间的关系则很微妙。在早年的时候,格雷厄姆是坚决反对成长派的,但是,到了晚年,也许是因为市场转变,格雷厄姆甚至对于自己的价值投资理论亦不再顽固地坚持,他说:这个方法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

   那么这个方法是真的无效了吗?
  

在读巴菲特传记的时候,我重点观察了巴菲特是如何完成从价值型到成长性的转变的。实际上巴菲特的后期对格雷厄姆的许多策略都否决了,比如说分散化投资,清算型的估价等等,但是他最终的逻辑还是格雷厄姆的逻辑,这就是他说自己有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雪的原因,因为他的根基,主要的分析方法是格雷厄姆式的。
  

我在前言看到因为巴菲特要在这本书里加入关于公司管理之类的章节,格雷厄姆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公司治理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过于复杂。我想这不是因为格雷厄姆低估了投资者的智商,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在自己的体系里掺入成长派的影子,因为涉及到公司治理绝对会涉及到对公司未来的研判,而格雷厄姆的要义是当前,目下,他不相相信任何设想计划之类的东西,他的投资研判就是当前而不涉及到以后。
  

我想他的确老了,但是他很有悲观的理由,倘若你是一个绝对悲观的人,那么遵循格雷厄姆,倘若你相信未来,那么,学习费雪,也许你会比较惨,不过你有同样的概率获得真正的财务自由。

 

思维导图

 

后记

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近年来不多见的对于宪政民主和全球化进行反思的好文章。帮助我了解了一些事情的缘由和内在逻辑,值得反复思考,反复阅读



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 – 经济观察网 - 专业财经新闻网站

导语:现在这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秦晖/文

 

“左右为难”的欧洲

自2008年以来从美国开始出现、而在欧洲更持续地发作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种种救助方案的努力后,因为2012年的一系列选举似乎变得更加风险莫测了。

 

此前的一系列救助措施都是以紧缩财政、削减赤字、收缩福利、缓解债务危机为中心,但是今年欧洲各国的几次选举,基本都是主张继续“削赤减债”的原执政者败选,而主张改变紧缩政策的左翼党派获胜。法国的奥朗德取代萨科奇后,已经放风要改变紧缩政策,以放松银根来刺激经济增长。希腊大选后原来赞成紧缩并且对欧元区和国际救助方做过重要承诺的几个主要政党都败选,而反对紧缩、主张推翻承诺的左翼联盟力量上升,但却仍然不足以当选,致使希腊出现政府危机,不得不重新大选,原先承诺的前景变得更加不确定。希腊因“不负责任地吃垮欧洲”而被赶出欧元区的危险也大为增加。

 

尽管希腊人既不愿紧缩和兑现承诺。更不愿退出欧元区失去这颗遮阴的大树而被“危机的烈日烤干”,在要么忍受紧缩、要么被迫“退欧”的两难下,民调和选情也在摇摆不定,即将举行的重新大选结果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即便主张紧缩的党派能够保住执政地位,也必然是赢得十分勉强,必须向反紧缩的民意做出妥协。更何况即便不做妥协仍然坚持原有政策,由于此次政情反复也必然会影响希腊原来已经非常糟糕的信用,从而增加借债成本和走出危机的代价。相反,即便反对紧缩的力量能够上台,他们又如何应付“退欧”的前景呢?

而反对继续紧缩的民意也不止体现于法国和希腊。在同样深陷债务泥潭的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中海国家,本来主流的左右翼政党在紧缩问题上持有脆弱但基本的共识,但他们现在也面临严重的压力,未来的大选可能会重演法国、希腊的故事。而在欧元区反危机的主要动力源、欧盟和欧元区的“法德轴心”,原本法德两国右翼政府达成的以“削赤减债”反危机的共识,在法国左翼政府上台后也出现变数,而德国的默克尔政府本身日子也不好过,不久前在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选举中大败。尽管这个传统制造业衰落中的“夕阳州”历来比较“左”,右派败选并不意外,可是丢票的幅度之大还是很惊人,失去这个大票仓后,在下次大选中德国发生左右易位的可能性也明显提高了。

 

这一切都表明了民主制度下的欧洲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显然,改变此前的“削赤减债”战略,会给此前的反危机努力成效蒙上阴影。但是笔者在这里并不想站在只站在“右派”立场上去看问题。抛开“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自由竞争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这两种传统的“左右”主张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和整体上的是非不谈,仅就西方、尤其是欧洲目前具体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言,解决的思路在逻辑上的确也有两条:一条是紧缩开支,减少消费,尽量少借些钱;另一条则是用扩大开支来刺激增长,尽管钱不会少借,但可以指望经济增长会增加偿还能力。这两条思路基本就是如今“右派”与“左派”分别提倡的。

 

然而这两条路要走得通,都需要一些其他条件,而在不同的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今天希腊与法国的“左摆”其实有不同层次的诉求:面临破产的希腊人要求增加政府开支其实只是想缓解燃眉之急,挽救他们享受多年而如今正在崩溃的福利体制,希腊人还不怎么顾得上考虑促进经济增长。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的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口气似乎并非只顾眼前,他表达的雄心壮志是想通过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招提振法国经济,唤醒“高卢雄狮”,重温大国宏图。但问题在于,如今的西方不像投资过旺而消费不足的中国逻辑上需要通过刺激消费来促增长,西方的问题是相反的,即消费多生产少,通过扩大开支的凯恩斯思路来提振经济,是必须以增加投资、而不是增加消费为主要途径的。但是左派想避免削减福利,就必须增加税收,主要是增加“削富济贫”的税收,而这样的增税恰恰会抑制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转移本来就难以控制,增税太多不仅难以刺激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还可能把已有的投资都赶跑了,这怎么能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而如果不增税,放松紧缩扩大开支的结果不是会把债务窟窿弄得更大吗?搞得不好,资本跑掉债务增加,到头来法国自己都难免会“地中海化”甚至“希腊化”,更何谈去挽救希腊?

 

那么,是不是维持原有的“右派”紧缩政策就是反危机的不二法门?的确,就事论事而言,如果原来已经在执行紧缩的纲领,在还没有显示效果时又仅仅由于政治原因改弦易辙,政策没有适当的连续性,无论左还是右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从这一点讲如今他们的“猛回头”对反危机并不是好事。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右派的政策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在民主政治下,紧缩开支的政策要牺牲民众的基本福利那是非常困难的。笔者去年秋冬之际在法德待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他们的政府为了节省开支已经顾不得面子,除了协和广场还有喷泉、埃菲尔铁塔还有景观灯外,从凡尔赛、凯旋门到卢浮宫,巴黎几乎所有的喷泉都不喷水,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说是政府没钱了。但是老百姓的福利是动不得的,省钱的第一步就得不顾面子了,这与像朝鲜那样的国家老百姓可以饿死,但国家摆谱的花销绝不能少,是截然相反的。

 

不过省下这点面子钱对于庞大的赤字窟窿当然管不了什么,政府不过是向民众表明他们尽力了,希望民众也配合而已。像法国那样还过得下去的国家,高福利制度是很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尽管萨科奇当年就是以治疗“高福利病”为号召,赢得了痛感积弊的法国人的选票,但是真的要动福利,法国人也很难接受。这就像当年的撒切尔夫人,她也是以批评“福利国家”而当选的,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但是经过7年“撒切尔革命”后,1985-1986年度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比1979-1980年增长了31.1%。以至于1987年大选时保守党人抱怨道:尽管谁都知道“旧有的集体主义福利国家水准低下,而且其影响足以毁灭财富的创造”,但在8年改革后这一体制“却仍然令人沮丧地完好无损”。“尽管保守党人连续获得选举胜利,他们却赢不了这场战争(按:指撒切尔夫人宣称的向高福利宣战)”。今天的萨科奇其实正是重演了撒切尔夫人当年的故事。

但是,“右派”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抵制“大政府”他们可以减税,至少是阻止增税,这倒是老百姓欢迎的。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绝对减税当然也不容易,但是相对减税即阻止赋税进一步升高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也正是右派最招人喜欢的一点。这次萨科奇与奥朗德对决时,奥朗德要增税而萨科奇反对仍然是后者可用的一招。在通常情况下老百姓是欢迎减税的,正如他们欢迎增福利。不仅给穷人(他们通常根本就免税)和普通民众减税受欢迎,就是给企业甚至大企业减税也是人们欢迎的——我们不要以为“阶级矛盾”就会使多数人赞成无限制的“劫富济贫”,民主国家的多数人一般都明白税收过高会压抑投资,妨碍就业,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减税不导致降低福利又可以增加就业,他们何乐不为?但是萨科奇又要减福利,他们就不干了。权衡利弊,他们这次就选了奥朗德。但是他们是要奥朗德保福利,并不是欢迎增税本身。而增税导致的痛苦感又会成为右派下次卷土重来的基础,特别是在增税影响投资和就业、而福利又不能解决问题(几乎可以如此预言奥朗德政策的未来)的情况下。可以肯定,未来右派在竞选时,减税仍然会是一张大牌。然而,减税容易减福利难,也仍然会是从撒切尔夫人到萨科奇的政策走不下去的一大原因。

 

“反向的尺蠖效应”仍在继续

笔者在几年前危机发生之初就指出: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都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称之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循环,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乎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各自的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

 

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我以后还要提到,在一些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内“主旋律”大力挖掘东欧(现在应该叫“新欧洲”)国家受到危机打击的“惨状”以证明他们当初就不该“剧变”的宣传下,如果我们观察事实,就会看到在如今的欧元区内,“新欧洲”抗击危机的能力总的来看好于老欧洲。在“债务危机”中相对表现最好的欧元区国家大部分是“新欧洲”国家——欧元区负债率在《马约》红线以下的五国中有三国属于新欧洲,而他们也是负债率最低的四国中之三国。

 

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的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尤其是透支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国家”,都是这样发生的。

这次“欧债危机”就是这样积弊而成的。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是正常状态下应当是“天平效应”下的摆动,在单纯经济全球化时代却越来越变成了“反向尺蠖效应”下的摆动,今后的左右轮替能否恢复天平效应的常态(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或者是仍然在“反向尺蠖效应”下积累旧弊(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不太关心此次上台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而是关心这种轮替的内在机制。遗憾的是,看起来不太乐观。

 

“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

 

除了财政-债务方面的“反向尺蠖效应”外,深入分析还会发现,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还会带来更为深刻的社会影响。

 

我们知道,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后者主要是对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的发达国家而言。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左派总是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右派总是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中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截然互斥的。一百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廉价商品输入又替代了本国的产业,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趋势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的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尽管所谓西方“资产阶级专政”之说莫名其妙,这几十年来西方弱势阶层的民主权利其实有增无减,强势者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其实越来越困难(至少比“低人权国家”要困难得多)。但是这盖不住因全球化带来的他们经济谈判实力的下降。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就福利制度本身来讲,的确也容易形成依赖:越是在高福利体制下,依赖福利而不努力寻求就业的“自愿失业”现象越突出,因此在其他条件相仿时,这些国家往往会有更高的失业率。而就业率低导致初始分配差异更大,就更依赖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平等。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社会高度平等,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美国(更不用说低于低人权国家),这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大亮点。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这类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要高于美国,不搞高福利也确实不行。这一问题加上发达国家的人口老化等因素,福利国家本来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全球化条件下“反向的尺蠖效应”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了。

 

中国应该反全球化吗?

“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自然在中国也引起了严重的不满。于是“反全球化”思潮也传入了我国,尤其是力主反全球化的西方左派在我们这里的一些“左派”朋友那里很容易找到知音。

但这当然是大错特错。我曾经提出西方现在对中国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殖民”更非“文化殖民”,而是“问题殖民”,即让中国人把他们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左右两边都存在。例如一些“右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右派反福利,一些“左派”朋友喜欢跟着西方左派反自由。但在一个“福利自由双低”的国度,这样做对他们各自的理念而言实在是南辕北辙。

 

而就全球化而言也是如此,前面说过西方的左派“反全球化”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资本流出、商品流入确实是降低了他们劳工的谈判地位。但是,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流出的中国来说,其逻辑导向本来应该完全相反:如果纯就经济因果而言,这样的流动应该在中国导致资本趋于相对过剩,劳动趋于相对稀缺,这本来应该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本来应该造成一个“中国劳工趋同西方劳工”的走向,而不是仅仅有“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应该说这一走向也不是完全不存在。这些年来我国劳工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都有不少进步。有人认为这应该感谢政府,可是我认为最近广东的汪洋书记讲的对:“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如果要从机制上讲,这种变化与上面讲的全球化中“要素稀缺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与西方是反向的)倒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问题在于这一走向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中国富豪攀比西方富豪”的走向却比逻辑上应有的更加凸显(主要指有权力靠山的富豪)。这就要归因于政治体制了。这种体制人为压制了劳工和其他弱势者的市场谈判权利。

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曾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在劳工权利与现代工会运动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拒斥“纯经济全球化”以维护本国劳工的谈判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劳工尚无结社自由、而全球化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却有利于劳工的中国,如果也有真正的左派,他们应该做的是当然不是拒斥全球化,而是努力把全球化从纯经济层面推向全方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为劳工争取政治权利,使全球化提高中国劳工谈判地位的效果能够充分体现,防止这种效果被“专政”所人为压制。

 

对于“右派”而言也是如此。中国一些“右派”跟着西方右派一起反福利国家也是没有道理的。我过去曾论证,福利制度在西方是“高低”问题,在中国却是“正负”问题。在以往一直通行“负福利”的中国,民主福利国家是有待建立的问题,在西方则是建立了却面临危机、难乎为继的问题。全球化无疑加深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但并不是一切“全球化”都有同样影响。一般地讲,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高工资国家向低工资国家转移,这对任何体制下的资本输出国,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会带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冲击(当然也是机遇),并非只有福利国家才会碰到这种问题。如前所述,东欧、印度的全球化就没有对福利国家体制造成特别的冲击。只有资本从“高人权”国家向“低人权”国家的转移(以及性质类似的、由“低人权优势”生产的商品对高人权地区的大量输出),才是对民主福利体制的特殊打击。

 

问题恰恰在于:如今的全球化并不是全方位的,第一它只是市场的全球化,而人权(如劳工权益)并未全球化。第二即便在市场层次上,也只是部分要素、主要是商品和资本流通的全球化,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就很不足,劳动与土地的全球市场更谈不上。而没有全要素的市场,部分要素的流通就会存在扭曲。例如资本如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以谋求最大回报,而劳工则不可能摆脱国界的约束在全球打工并寻求高回报,这意味着全球化给资本与劳动提供的机会极不平等,即使仅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这样的全球化也有极大缺陷。十多年前我曾讨论过这一点。后来一些左派朋友更提出:西方不对我们开放移民,我们就不对他们开放投资。其实不要说开放移民近乎废除国界,如今根本做不到,就是真做到了,在如今条件下那些不仅低工资而且低人权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马上会冲垮流入地的社会主义即福利制度(倒是资本家看到这么多廉价苦力涌入,肯定偷着乐),这与“左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其实他们也就是以此抵制商品与资本的全球化,并非真想推进劳动全球化。

 

事实上,即便迁徙自由如美国国内,一些高福利城市(无论是蓝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弗林特,还是白领“社会主义城市”如圣莫尼卡)也有某种形式的迁入限制。我国过去那些还有点福利的城市与几乎无福利的乡村间那种森严的身份壁垒,更是众所周知。而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国界实现了人员、劳务自由流动的地方,例如加入了申根协定的欧盟各国,则首先都各自实现了大致一致的人权标准,包括劳工权益标准。尽管这些国家仍有穷富之别,工资标准并不一致,但申根协定并未导致各国福利制度的崩溃。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人权标准相当,并不等于工资标准一致,前者意味着人们有讨价还价的同等权利(包括集体谈判,也包括被治者与治者关于委托-代理、税收-福利、权力-责任等方面的约定权),而后者意味着规定同样的价码。市场经济与后者相冲突——既是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统一划死,但与前者相容——市场就是讨价还价之场嘛。

人权标准相当也不等于废除国界和移民自由。没有加入申根协定的英国与申根国家之间人权标准几乎一致,但国界还是很严格。当然两者也有联系:人权标准相当,是淡化国界、实现移民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决不是充分条件。人权标准不同就不可能有申根协定,但人权标准相当的国家基于种种现实利益的考虑,未必就会缔结与加入这种协定。可以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很难,连前者都不做,是没有资格奢谈后者的。

 

总之,只有片面的“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商品、资本全球化)而没有人权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确严重地打击了社会主义。而重树铁幕、连这种片面全球化也取消(且不说这可不可能)虽然也许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却完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只会恶化中国劳动者的处境。而消除国界、实现人员与劳务的全球化,不要说完全不现实,即便可能,如果没有人权基础也会首先搞垮社会主义。

 

而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推进人权的全球化,接受国际公认的现代人权标准,包括公民权与劳工权利标准,则是使全球化有利于、至少无害于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

这种“双重全球化”第一与市场全球化相容,不需要徒劳无益地抵制全球化;放弃了“低人权优势”的中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低成本优势,仍能在全球化格局下保持至少不亚于印度的竞争力。

 

第二它在维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梯次发展效应的同时,能促进制度的改进,至少能够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在竞争压力下大家都不得不向“低人权”制度看齐的弊端。

 

第三它不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冲击最小,而且有助于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像如今那样:在西方搞垮福利制度,在中国遍布“血汗工厂”。

 

第四它并不要求淡化国界,不会严重冲击现存民族国家体制,因而比较现实可行;但同时它又为将来条件成熟时克服民族国家体制的弊病、实现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条件,直至为走向全球民主与“英特纳雄耐尔”提供发展余地。

 

宪政民主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

而就西方而言出路何在呢?

 

西方的出路当然只能他们自己找。不过,在单纯“经济全球化”导致“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这种大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问题很难得到实质性解决。但是要谈到局部的改革的话,我认为起码有两个选择是可以考虑、而现在他们似乎考虑不够的。当然是否如此认为,还得看他们的态度。

 

这第一招是在“群己权界”的调整中适当收缩“群界”,不必去反对福利国家,但完全可以限制议会的权力,即立法禁止议会通过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超标”(例如可以参考《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欧洲标准”: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的不合理预算。换言之,民众通过“代议士”当家作主,但主人也必须负责任,想要高福利就必须接受高税收,不能“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适当限制议会权力本是民主制度的通例,例如很多民主国家都以宪法规定议会不得取消言论自由。而上述限制本来也是符合常识的,否则也不会列入《马约》。以往在没有全球化的时代,由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根本玩不久,基于其他常识议会一般也不会这么不负责任。但全球化时代就不同了,《马约》之所以设立上述门槛就是看到“全欧化”带来一国议会不负责任的风险,但是事实证明在欧洲一体化没有包括主权层面、《马约》也没有变成“欧洲合众国宪法”的情况下这一规定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在形成“超国家民主”之前那些高度参与全球化游戏的民主国家有必要把它列入宪法来约束自己。当然,如今的危机期间他们肯定是无法很快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危机过后,一旦债务低于某一标准,就应当立法把它固化,不能允许它再在“反向尺蠖效应”作用下反弹回来。然后制定更低的标准,如此通过持续的努力,直到达到目的。

 

第二招就是废除“防止双重征税”的规定,使“双重征税”合法化,通过这种办法适度约束资本流动,要比搞贸易保护、通过传统的关税壁垒限制商品流通更为合理。在人力不能跨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国民努力(姑且不去争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家的努力)形成的资本转移到别的国家,尤其是转移到成本畸低的“低人权国家”,会使本国损失就业机会、增加福利需求。但是“防止双重征税”又会导致税基流失。两相夹击,是使发达民主国家走向无限制透支道路的一大因素。不应该行政限制资本流动(对于资本流入国的劳动者尤其如此,理由如上所述),但是资本追逐低成本所产生的额外收益应该对母国的社会公益有所补偿。当然它也应该对流入国尽公共义务。如果它希望既追逐低成本又不愿增加税赋,当然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整个公司作为法人、甚至所有者作为自然人都迁入流入国,完全成为流入国的公司(因而也就没有了双重征税的问题),从而承担“低人权国家”的产权风险。不能既在民主法治国家注册享受其产权保护同时却无需纳税,又享受“低人权国家”的畸低成本带来的额外收益。

 

总之,如今深度与广度都大为发展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与全欧化)确实给一国主权下的宪政民主机制出了难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宪政民主机制的普及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政治一体化(欧盟本来就是想向这一方向发展,欧元区设计的制度缺陷如果按如今一些设计者的说法,也是想让这种缺陷成为加速形成“欧洲合众国”的一种“倒逼”压力。当然现在看来他们显然过于乐观了,没有考虑到“逼”不出“欧洲合众国”反而逼死了欧盟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根本问题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也不是不可以改进制度设计,降低如今这种纯经济向度的全球化带来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

 

民主仍然是世界潮流,但民主也必须与时俱进

这个世界上历来有很多人为专制唱赞歌,有关“理论”代代不绝:从最古老的神化王权、皇恩浩荡,到最新式的什么“中性专制”、“有限任期独裁”。要驳斥这些东西并不困难,必要时我们可以另写东西。但这里要说的是:真要有效地推进宪政民主,也不能把宪政民主浪漫化。这种机制并不完美,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还会不断碰到新问题、新挑战。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正义一定战胜邪恶,文明一定战胜野蛮,历史上民主制度的衰败(不含那些民主诽谤者渲染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失败)不止一次,古代在希腊、近代在欧洲也多次有过专政战胜民主的教训,没有理由认为今后就不再可能出现类似悲剧。民主国家必须好自为之。

 

同时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我们也要看清一点:欧洲国家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中的民主制”逻辑上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民族国家”(例如欧洲如果能真正走向政治一体化,能够避免货币一体化与财政国家化的冲突),或者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即二者只要缺一,都不会导致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样的事态恰恰表明,欧洲的民主绝不是什么虚伪的民主。如果只是在“民主”的外衣下搞独裁制或寡头制,不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大多数”,而是左右派都必须讨好皇上,或者讨好一小撮为富不仁者,那即便在民族国家条件下欧洲也不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会有近代以来民主国家的辉煌。而那些左右派都无需讨好老百姓、只需看皇上或寡头们脸色的国家,是不会出现如此“奢侈”的问题的——犹如饥民不会患上肥胖病。但是这些国家有其更为深刻的大弊。而在解决这些大弊方面,欧洲总是可以给我们以启迪的。后面我们将展开这一点。

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

这个老外对中国人得认识,特别是对于中国消费者的认识超过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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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华尔街日报

Tom Doctoroff

苹果(Apple)产品已经风靡中国。在沿海及内陆城市的主要街道几乎都能找到星巴克(Starbucks)。从耐克(Nike)、别克(Buick)到西门子(Siemens),中国消费者对西方品牌的喜爱远远胜过国内的竞争品牌。微博的兴起,胡同拳头(Hutong Fist)和麦田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等摇滚乐队的流行,甚至是圣诞节的备受追捧,似乎都表明中国正越来越西化。

 

但千万别被表象所迷惑。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变得“西方化”。他们越来越现代化和国际化,但他们依然很“中国”。如果说我从自己在中国20年担任广告高管的经历中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成功的西方品牌灌输给中国的信息是“全球化”而不是“外来者”──这样他们就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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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迅速迈向超级大国,理解其消费文化是理解这个国家的良好开端。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正经历急速演变,但根本的文化底蕴却经历数千年基本没变。中国是儒家社会,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度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性匪夷所思的结合体。在中国,彰显个性总是与适应融入相冲突,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相矛盾,中国人就是被这些矛盾驱动着。在中国社会,除了对他人的义务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个人是没有特性的。集体和国家是个人身份的永恒支柱。西方的个人主义,即赋予个人独立于社会之外意义的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各种各样的青年群体时不时地浮出水面,看看“都市玉男”以及“淘宝狂人”的兴起就知道了。但自我表达一般都会遭到反感,社会认可仍等同于“成功”。文科生被认为不如拥有工程或财会学位的毕业生。因为担心“丢脸”或被打上有病的标签,很少人敢去看心理医生。不能生孩子是令人失望的严重问题。

 

中国人接纳数字产品的速度是这个国家在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改变零售商与消费者力量制衡的电子商务却直到中国人追求放心感的需求得到满足才开始起步。即便交易是在线上安排的,多数消费也都是当面完成,购买者查验产品并用现金付款。

 

就连数字化的自我表达也需要安全,需要匿名的掩护。新浪微博(中国版Twitter)、人人网和开心网(中国版Facebook)等社交网站迅速发展。但用户却躲在假身份和化名背后。我供职的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 Walter Thompson)与互联网控股公司IAC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到三分之一的年轻美国人赞同“现实生活中不能说的不能做的我都可以在网上实现”这句话,41%的人不赞同。而在中国的受调查者中,73%的人赞同,只有9%不赞同。

 

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中国人都在努力“赢”──也就是攀爬成功的阶梯──他们都在适应着体制,而不是去对抗它。在中国人的消费文化中,一直存在着自我保护和彰显身份的矛盾。这种挣扎解释了两种貌似冲突的发展趋势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看到惊人的高储蓄率、对物价的极度敏感和对信用卡支付利息的排斥;另一方面,中国人又痴迷于奢侈品,愿意花年收入1.2倍的钱买一辆车。

 

每天,中国人都面临着被撕碎的社会安全保护网,保护个人财富制度的缺乏,被污染的食品,还有无数对家庭和健康构成的威胁。消费者通过物质展示来彰显身份的本能对保守的购买行为起到了平衡作用。保护自身利益是消费者考虑的首要因素。即便是高档涂料也必须确认无毒才能展示颜色鲜艳的优点。无论是什么价位,安全是所有购车者主要考虑的因素。

 

要赢得中国的消费者,品牌需遵循三个规则。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公开使用的产品,无论是直接公开还是间接公开,价格溢价都要比私下使用的产品高。领先的手机产品都是国际品牌。而家用电器领跑者则是廉价的国货,比如TCL、长虹(Changhong)和小天鹅(Little Swan)。根据英国零售商百安居(B&Q)的一项研究,中国中产阶级平均只花1.5万美元为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92平方米)的毛坯房进行装修。

 

大批西方零售商押宝中国市场,但由于对中国消费者缺乏了解,不少品牌犯下了一些大错。《华尔街日报》的Deborah Kan与《中国人想要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代消费者》一书的作者Tom Doctoroff讨论中国人的消费文化。

 

购买奢侈品更多的是身份投资,而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美观或工艺。中国目前是世界胃口最大的奢侈品买家,把前往香港和巴黎等城市的出境游算上的话至少是这样。据免税购物公司Global Refund统计,在法国,占游客总数不到2%的中国游客消费了15%的奢侈品。

 

公共展示也是全球品牌为吸引中国消费者重新定位应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中国有茶文化,但星巴克却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了新一代精英聚会洽谈的地方。必胜客(Pizza Hut)和哈根达斯(Haagen Dazs)都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以堂食为主的连锁店网络。(买回家享用的五美元一大盒的香草冰激凌在中国不好卖。)

 

第二,产品的优势应该强调外在而非内在。即使对于奢侈品,赞颂个人主义的西方宣传手法在中国也行不通,比如人们熟知的西方观念“我想要什么”和“我感觉怎样”。汽车的广告语需要表现不断进取的男子汉气概。例如宝马(BMW)的全球广告语“终极座驾”(ultimate driving machine)就融入了带有中国式抱负心的元素。

 

有时,外在和内在带来的效果差异会相当微妙。水疗和度假村在承诺不光可供休闲放松还提供充电电池时效果会更好。婴儿配方奶粉一定要强调能提高孩子智力,而不是为了快乐。孩子被带去必胜客不是为了享用披萨,而被当做是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大餐”。美容产品必须能够帮助女性“往前走”。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而在中国,必须表现出啤酒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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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McCabe

在中国,就连啤酒都得做文章,必须表现出能把人聚起来,增强信任和增进互惠互利。而在西方国家,分享美好的时光就足矣。

 

情感上的好处必须实际,即便是关乎内心的事物。情人节几乎像春节一样受中国人重视,但他们却把这个节日看做男人表现自身价值和忠心的一个机会。在美国,戴比尔斯(De Beers)的广告语是“钻石恒久远”(A Diamond is Forever),是对永恒浪漫的赞美。而在中国,同样的广告语却意味着责任、缔结家庭的誓约──固若磐石,就像钻石一样。

 

最后,在中国定位一个品牌时,产品须能解决野心勃勃与严守克己的矛盾,既要彰显个性,又要适应融入。男人渴望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获得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钱人倾向于奥迪或者宝马,而不是浮华惹眼的玛莎拉蒂(Maseratis)。

 

奢侈品消费者既要表现自己对体制游刃有余的掌控,同时又要保持低调,因此万宝龙(Mont Blanc)的六角星标识和宝缇嘉(Bottega Veneta)标志性的编织皮革颇受欢迎,二者都是低调的奢华。年轻消费者既想要时尚,又希望被人接受,因此选择匡威(Converse)和优衣库(Uniqlo)等比较传统的时尚服装品牌。

 

中国家长对宣传孩子能“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的品牌很感兴趣:智力培养披上趣味的外衣。迪士尼(Disney)在中国做教育会比主题公园更成功,它的英语学习中心很受欢迎。麦当劳(McDonald’s)的餐厅在西方是儿童的快乐天堂,而在中国却变成了学术园地:开心乐园餐(Happy Meals)中的身穿世界各地服装的史努比(Snoopy)小雕像可供收藏,麦当劳网站提供开心乘法课。四季宝(Skippy)花生酱结合了“花生的美味”和“三明治的巧妙配方”。

 

就连中国对圣诞节的喜爱──到处都有大型的假日销售活动,到处都有圣诞音乐──也在推动一项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议程。圣诞老人是进步的一个象征;他代表中国越来越适应新的全球秩序,中国肯定会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融入这个秩序。在个人身份与外界认可密不可分的中国文化中,圣诞节已经成为人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

 

美国梦──财富在自由中达到顶峰──令中国人陶醉神往。但美国人梦想“独立”,而中国人渴望“掌控”自身命运并控制日常生活的变幻莫测。在物质追求相似的表象下隐藏着本质迥异的情感诉求。如果西方品牌能学会迎合中国的世界观,那么也许整个西方世界也可以做到。

 

(本文作者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是《中国人想要什么:文化、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代消费者》(What Chinese Want: Culture, Communism and China’s Modern Consumer)一书的作者,智威汤逊广告公司北亚总监及大中华区首席执行长。智威汤逊的客户包括星巴克、戴比尔斯和人人网。)

中国的养老金迟早出事

中国的养老金问题我觉得迟早会出问题。虽然现在看看一片美好,温总理每年都给退休人员加工资,我知道的很多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都超过应届大学生的水平,而且还每年10%的速度提升。公务员就更不用说了,但问题是这个能持续多久。

纵观世界上的情况,之前一直看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高福利国家的完备退休制度和舒适退休生活,往往让我们充满憧憬,但这个和全名的高税收挂钩,另外就是和政府的高负债相关。记得去荷兰的时候,看到餐馆里面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在消费,一问荷兰的同事才知道,年轻人的收入基本都交税了,剩下的钱很少,要养家养小孩,供住房。只有等年纪大了,负担少了,才有闲钱。但高税收往往带来的是企业家精神的上市,其实也就是大锅饭的结果,CEO和普通员工收入差不多的时候,谁还愿意去拼命往上爬,当工作收入和失业保险差不多的时候,谁还愿意去拼命找工作。这应该是欧洲经济一直徘徊不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于国家负债的问题,就更不用多说了,最近的欧债危机,金猪4国都是这个问题。当一个国家的每年负债超过GDP的150%甚至更高的时候,等待这个国家的最终只有破产。所以欧洲的模式并不值得我们效仿和羡慕。

对于剩下的美国,美国的福利制度和欧洲还有很大差距。美国的养老基本靠三个部分,首先是政府的养老金,根据你一生缴纳税费的多少来发放,好像现在的情况基本在1000-1500美元一个月。第二部分是自己的401K,也就是工作时候自己和企业共同投资的养老金部分,这部分享有免税等优势,在美国参与度较高,一般人都会投入年收入的5%-20%,最终有多少钱看整个投资情况来定。最后就是个人储蓄。

对于老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医疗费用,这部分美国提供Medicare服务,基本能覆盖老人的大部分医疗需求。所以对于美国老人,如果没有什么储蓄,靠国家的养老金,基本也即是每天麦当劳的水平,按照早餐4块,中晚餐各7块套餐来算,一个月大概600块。和我们现在一家三口一个月的grocery开销差不多。

对于中国,我一直和爸妈说,他们年轻时候虽然遇到这个运动那个革命,但总体退休还是不错的。他们的养老金对于退休生活支出还是有余,同时国家也承担医疗费用。能做到这样,是仰仗现在庞大的工作人口基数。但就像下面文章所说,这个日子可能再过20年就结束了。我就是第一代的独生子女,等我们老去的时候谁来养我们?中国20年后可能就总体进入老龄社会,就像现在的日本,未富先老的问题怎么解决?

人口其实是个很根本的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很大程度上归根于人口的发展状态。中国已经13亿人口,国土虽然辽阔,可是适合居住和农耕的面积不到30%,人口几近饱和,再加上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可以回旋的余地很少了。现在的人口平均年龄可能30岁上下,20年后可能就到40多了,和现在日本差不多。而到时候印度却仍只有20多(因为高出生率),而美国也只有30出头(美国适合居住土地比中国多很多,有足够空间可以提供移民来拉低人口年龄),到时候孰优孰劣一看便知,一个老态龙钟的国家怎么和人家竞争。

养老金问题,现在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是破产(欧洲)或者近破产状态(美国),在加上人口老龄化加速,中国不出事才怪。我们这代人,现在辛辛苦苦交的钱,一块给现在的老人用了,来弥补过去政策的失误,剩下的到时候样中国几千万的退休公务员都不够,哪有钱留给我们,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被持续的通胀而侵蚀得一无所有。

 

以下文章系转载

 

中国养老金制度有多危险?-华尔街日报

胡一帆

国的人口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更为年轻,不过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这一人口因素,在老龄化方面迅速接近这些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有必要加速。这个任务相当特别重要而又令人望而却步,因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半人口生活在农村,在覆盖率、贫困、不平等和政策方面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国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制度是基于1991年的三大支柱,当时提出了关于企业雇员养老金改革的提案。这三大支柱包括保障体系计划(支柱0),基本养老保险(支柱1)以及补充养老保险(支柱2)计划。该框架由政府、企业部门以及个人缴纳的形式获得资金。2000年中央政府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在吸收注定将在未来数年出现峰值的养老金冲击方面扮演着缓冲机制的角色。三大支柱养老金制度成立的时间仅20年,不过已经出现了许多威胁到可持续性的问题。

来自缴纳方面的挑战

1、低征缴率

尽管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参保人数加速增长,但征缴率(Collection rate)的增长却从2008年的25.1%放缓至2010年的17.1%。征缴率是指按月缴纳的参保人与总参保人的比率。私有账户有所增加,而每月缴纳额则间歇性地停止。

出现上述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过高的强制性缴纳比例成为参保人烦恼的负担。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的28%的总比例接近世界上的最高比例。参保人不愿意支付如此大的金额。其次,复杂的行政程序使得在换工作或迁到不同城市时养老金账户的转移变得困难重重。这主要发生在流动性较大的外来务工者身上,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在换工作后放弃养老金账户。

2、老龄化人口导致养老金需求不断增加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在迅速上升,目前约占9%,预计到2065年时将上升至30%,而同期15-64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至56%。这可以解释为未来几十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将开始退休,退休人员的数量将在2050年时达到峰值,同时19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制约了劳动力力的供应,结果老龄化问题加重了养老金制度的负担,受益人的增长速度更快,而缴纳人的增长速度却更加缓慢。

我们引用人口负担系数来说明问题有多么严重。人口负担系数是指退休人员与养老金在职参保人员数量的比例。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分别从1982年的6.6%和8.4%上升至2012年的32.5%和27.9%。这意味着在2012年城市和农村养老金制度中,每个退休后的养老金参保人仅分别由3个和3.6个在职参保人负担,而不是1982年的15个和11.9个。除非推出人口结构改造的具体措施,否则人口负担系数将进一步上升并迟早达到无法负担的水平。

来自覆盖范围及受益方面的挑战

1、老年人保障来源缺乏多样化

对于城镇老年人而言,基本养老保险(支柱1)是其收入最大来源,占到总收入的45.4%;另外两个支柱,社会保障体系(safety net)及基本养老金总共仅占2.7%;在总收入中子女支持占37%。而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中国城市结构以“4-2-1”为主导,这将给年轻一代带来巨大负担。

对于农村的情况,老年人主要依赖子女支持和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来自子女的支持占54.1%。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农村老年人应由更年轻的成员来赡养,而且亲戚之间的关系紧密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从事农务并没有退休要求,并且缺乏一个完善建立的养老金制度使得老年人没有其他的选择,劳动收入占非常高的比重,达到了37.9%。

2、退休金双轨制加剧民众不满

退休金双轨制使得公务员与私有企业雇员在养老金缴纳和获得上存在巨大差别。公务员个人无须缴纳社保,由国家预算来为其退休金买单。从替代率角度来说(即养老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例),公务员与私企雇员的养老金也存在巨大差异,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平均为80%,而私企雇员平均为40%。尽管公务员退休金改革自2008年来已在五个试点省份展开,但进展十分缓慢。

来自管理方面的挑战

1、集中管理的必要性

基本养老基金在地方政府层面进行管理导致各省份之间存在巨大不同。劳动力的流动导致职工工作时在一个省份缴纳养老保险,但退休后可能会在另一省份领取退休金。在那些庞大劳动力流入的省份养老金系统收支有盈余,而缺乏在职参保人员缴费的省份却时常面临赤字。例如,2010年广东的养老金净流入为406亿元人民币,部分是来自于巨大的在职参保人员及相对较少的退休参保者的贡献。相比之下,作为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辽宁省,2010年余额为负35亿元人民币,主要由于在总的参保人员中退休者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地方政府面临加大养老金支付的义务时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建立社会统筹部分。虽然支柱1a(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及支柱1b(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互相独立,但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资金从个人缴纳的支柱 1b转移至将由政府负责建立的支柱1a,这导致个人账户亏空。截至2010年,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导致17557亿元人民币的缺口将要由政府来偿还。

中国政府目前计划将目前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养老金进行集中管理,虽然尚无具体决定。 集中管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地方养老金赤字将很快通过资产再分配而被消除。 然而部分养老金存在盈余的地方政府因为担忧中央管理或拖累养老基金管理效率,而不愿将控制权上交。

2、低投资回报

对于支柱1养老基金的管理方面,基本没有投资活动的进行。按收入细分,支柱1的收入中仅有2.04%来自于利息收入,相比之下,82.8%依靠养老金征缴,而财政转移占14.56%。目前的养老金支付采取这种类似于随收随支的制度而不是自我维持的基金模式是非常危险。若养老金征缴不再能覆盖支付(此种情形很可能在未来出现),则整个系统或将崩溃。

当前支柱2在固定收入、短期及权益类资产上的分配比重分别为51%、38%及11%。鉴于资产配置相对多元,其业绩令人失望。2010年加权平均回报率为 3.41%,未能跑赢当年5.4%的通胀率。投资业绩疲软或是因为养老基金产业缺乏竞争,仅有11家合格基金管理公司管理整个养老基金,并且最大的5家所管理的资产以价值计占85%。低于通胀率的回报水平将使参保人失去信心,因而导致支柱2的规模收缩。

3、国家缓冲机制潜在的高风险

国家缓冲机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NSSF)2001年至2010年平均回报率为9.17%,高于支柱 1及支柱2的平均回报率。然而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战略储备基金高度依赖权益类投资回报,约占其资产的三分之一,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此种结构具有很高的潜在风险,并可能导致基金的高波动性。例如,NSSF在2005至2007年股市繁荣时期收益颇丰,然后在金融危机后2008年出现急跌,2010年再度大跌。作为国家缓冲机制,稳定性是首要目标,因此资产配置重要的是应更倾向于追求适中且稳健的回报。

(本文作者胡一帆博士, 现任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主管。此前曾任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法盛银行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以及美林证券副总裁及策略师。还曾在香港大学、世界银行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拥有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现为香港六大慈善团体之一的仁爱堂投资委员会成员。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