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总和—-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留待读完《黄河青山》后再思考


失败的总和—-读《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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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更喜欢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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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学校图书馆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讲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如何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夹叙夹议,将个人命运放在历史背景上,写得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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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重读这本书,才发觉以前读得太粗糙,完全没有领会作者的用意。通常来说,自传总是记录一些令人骄傲的个人经历,可是打开《黄河青山》,你只看到一件接着一件的失败。

全书一开始,就是黄仁宇的恋爱失败:

“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然后,他开始讲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失败。1937年,他是南开大学电机系的二年级学生,听到日军入侵,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

30年代,大学生当兵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情。这种爱国热情当然值得肯定,可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他放弃工程师生涯,选择加入军队,等于选择了失败的人生。而且,毫不意外地,他不选择加入共产党。

“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讽刺的是,加入国民党军以后,他也没有上战场,而是被送到成都中央军校,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踢正步,等到三年后出来,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云南前线,可是日军临时放弃进攻云南,导致他连续几个月驻守在大山里,无所事事。这时,他开始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我们还停留在明朝的条件。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

“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可是,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有些连队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战争的最后阶段,黄仁宇的部队开赴缅甸,终于与日军正面作战了。可是,他在书中一笔带过那些”光辉经历”,比如,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大腿,差点丧命,或者给全国第一大报《大公报》当战地记者,后来出了一本《缅北之战》。详细写的,却是下面这样的事情:

“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也朝我们射击,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为了避免被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

日军投降后,内战开始,他始终不受重用,最后还被怀疑可能叛变。调查表明他是清白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被强制退役。

“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我请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既然成了平民,大陆和台湾都回不了,黄仁宇只好来到美国,以34岁的”高龄”重新进入大学读本科。

“时年34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有一次,唐纳德·季林教授问我几个中国内战的问题,我那时在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

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打工经历。

“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等等,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给那个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给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就是打杂’小弟’呢。”

博士毕业后,依靠老师余英时的帮忙,他才在纽约州一所师范类大学找到了一个教职。可是,一所美国地方大学,会有多少学生对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感兴趣呢?

“只有6到10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来上课。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所以来上课)。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课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偏狭的名声。”

“我已经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

更糟糕的是,1979年,校方通知黄仁宇,他被解聘了。那时,他已经61岁了。

“当天晚上,妻子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当时他只有11岁,还在念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他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解聘以后,找不到工作。

“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朋友们试着帮我忙,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每个月500美元,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可以各领450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300美元。这些钱让我们勉强维生,略微超过最低生活水平。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还要动用我妻子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去一次纽约,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定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

直到《万历十五年》出版,在中国引起轰动,黄仁宇的经济状况才开始逐步改善。自传也就写到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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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上面摘录,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黄仁宇只强调自己的人生失败,他想证明什么?大多数自传都在自我美化,你何时见过,有人执意要把自己塑造为”失败者”(Loser),还写成500页的传记,一定要让后人记住这一点?

我联想到了《万历十五年》,里面一共写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也全部失败了。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主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失败。它的结尾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仔细阅读这段话,“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这就是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万历十五年》的主题是,中国的失败不可避免;那么《黄河青山》的意思是不是说,黄仁宇个人的失败不可避免?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显然,黄仁宇在用自传,解释他的历史观。

“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这是黄仁宇在解释为什么他要写《万历十五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那么,推广到黄仁宇自己身上,是不是他在暗示,自己的各种失败大于努力的总和,而这些失败必须被视为对历史的阶段性调试,最终将到达一个更深远的终点?

“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

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美国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黄仁宇是在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

“以长期观点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

如果你看到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举动,并非无谓和徒劳,一切自有内在的因果。这大概就是《黄河青山》的写作目的吧。

(完)